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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后人类的智能媒体星系

2020-04-27 15:33:50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4月上   作者:秦瑜明 高鹏宇 孙书礼

摘要: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新媒介开始重新形塑社会,一个智能媒体的时代呼之欲出。

  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处于黄金时期,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综艺和娱乐节目,构成了几代人的记忆。从学科发展来说,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也使得特定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制的确立有了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术推动下报纸的繁荣催生了新闻学;二战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穿透”了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乃是欧美两陆传播研究(功能主义进路的大众传播学、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和文化研究)生长的历史语境。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将传统新闻学与新引入的传播学并置,渐成枝繁叶茂的“新闻传播学”,也与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密不可分。

  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新媒介开始重新形塑社会,一个智能媒体的时代呼之欲出。近十年来,广播电视业在新媒体冲击下,原来的垄断地位被逐步打破,各层级电台电视台广告收入持续下降,有线电视用户开始流失。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我国有线电视用户总量净减少664.4万户,降至2.12亿户,有线电视在中国家庭电视收视市场的份额降至47.43%,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净减少435.2万户,降至1.93亿户①。在这种背景之下,2020年3月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加快推动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电5G建设一体化发展,就“全国一网”整合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提出工作要求。

  那么,从学理上来说,广播电视如何才能在未来融合于智能媒体时代?对于智能媒体时代而言,报纸和广播电视等又是否是无意义的明日黄花?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得转换既有的思维观念,否则就无所谓“温故知新”和“革故鼎新”:“故”只能是墨守成规,“新”也成了盲目冒进。因此,我们需要反思。

  媒介技术与后人类

  在面临媒介技术革新时,通常有两种思潮:一为乐观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二为悲观主义的末日论。一部分人持有乐观论调。早期的启蒙主义者试图编纂和出版《百科全书》来实现民众的普遍启蒙;20世纪初广播发展,芝加哥社会学家就梦想传播革命带来人类心智的普遍交流与共同理解;互联网初现时,不少人认为互联网将带来人类交流的畅通无阻,带来彻底的平等和民主。另一部分人则常常恐慌和哀叹。《斐多篇》中,柏拉图不满于书写文字压过古希腊的口语传统;《巴黎圣母院》里副主教感慨“这个将毁灭那个”,古登堡印刷术带来大量复制出版的书籍令教堂的权威土崩瓦解;文化精英常批评大众热衷于电视剧和娱乐节目等通俗文化,哀悼书籍所承载的经典文化衰落;《黑客帝国》则可以视为展现了计算机与互联网导致的人类末日。

  若依前者,世界大同指日可待;若按后者,人类一代不如一代。其实,这涉及常识上人们对技术的两种态度:第一,技术是好的,只要妥善管理和使用,技术就能造福人类,如果技术引发了某些危机和灾难,原因在于对技术的不恰当使用;第二,技术是邪恶的,破坏了人类田园牧歌式的美好世界,人类必须去技术化才能回到伊甸园,否则就是走向黑客帝国般的末日。这两种观念一乐一悲,看似相反,实则两面一体。两者的预设都是技术工具观:技术是人类主体创造的客体,是可以为我所用或抛弃不用的工具。在传播学术研究中,技术工具观也占据主导。比如大众传播学中,媒介不过是信息流动的管道或文本内容的载体,重要的是传播内容产生的传播效果。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谈论媒体融合和智能媒体,得出的结论恐怕是浅薄的。技术工具观再追究下去,背后是人类主体主义和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而技术正在迫使我们改变这种思维方式。

  技术从来是与人类共生的,媒介与人类共同构成主体。人类有本质吗?斯蒂格勒的答案是否定的,“人类没有本原。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缺失”。因是之故,人类要向外寻求生命——技术即人类的义肢,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要为人类盗取火和语言,补充人类本性的匮乏。伊德则认为人类自从伊甸园降落到尘世,就一直与技术相伴共存,“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从远古时期开始人类活动就“总是嵌入在技术中”②。这也与后人类的思潮不谋而合——人和机器融合的后人类科幻想象,其实也是对人与技术相互依存的“前人类”时期的回溯,或者说,我们从来都是后人类。

  从“古登堡星系”到“智能媒体星系”

  何谓智能媒体?至少从媒介技术和后人类的角度来看,智能媒体将消弭主体和客体、意识和物质、虚拟和真实的种种二元对立。这意味着以后我们要学会将媒介视为主体:媒介既不是仆人也不是主宰,而是和人平起平坐的生活伴侣,媒介与人共同构成主体。媒介作为“技术物”和人一样是行动者,同处于行动者网络之中,建构社会现实。还要意识到虚拟并不与现实对立,而是二者融合为新的现实。一个浅显的例子:早年间的用户还会说“上网”,如今这个词已成陈迹——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网络之中,何必区分线上与线下?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类型来看,一个时代的媒介型构会在下一个时代中成为新媒介型构的特殊组成部分而继续存在,不会消失但也不再占据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复杂化,而非一者取代另一者的线性进化。同样的,衰落的口头史诗也可以继续由少数民间艺人传诵,但整体上会变成印刷书籍的特殊组成部分;印刷的小说又可以成为电影和电视剧的内容。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是能容纳所有以前存在过的媒介的“元媒介”。这意味着广播电视如果想要容纳进新的型构中,就必须成为新型构的特殊组成部分,依从于元媒介的逻辑。几百年前,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造就了辉煌的印刷文明,“古登堡星系”璀璨闪耀。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从广播电视的“电子星系”朝向“智能媒体星系”的转变。这样来看,广播电视通过“全国一网”的建设而融入智能媒体时代,乃是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在媒体融合中,广播电视从业者应积极学习新技术、学会游泳而非随波逐流。

  实现智慧广电的融合之路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指出,要全面实施智慧广电战略,在当前形势下,大力推进智慧广电建设是新媒体环境下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媒体融合的重要一步,也是融合发展中对广播电视自身更加准确、更具时代性的定位。笔者认为,实现智慧广电的媒体融合,要基于广播电视的特点。

  其一,广播电视高度依赖技术和物质基础设施,可以说其发展史就是依靠技术驱动发展的历史。近年来,广播电视业在互联网和随之而来的新兴媒体冲击下,各层级电台电视台广告收入持续下降,有线电视网络用户开始流失。只有推动有线电视网络技术转型,才能让广播电视业摆脱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未来通过“全国一网”整合建设打造智慧融媒体平台,引导省市级有线电视网络根据统一建设标准,探索建立起适合自身的独特融合发展模式,建立起有效利用互联网传播和新媒体进行内容生产、充分发挥有线电视网络优势的一体化运行机制。

  其二,广播电视形成了高度工业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媒体机构与制度(如电视台)。要实现媒体融合,既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更新,还必然牵涉到不同地方、不同层级的组织结构。按照《实施方案》:“全国一网”整合将由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联合省级网络公司、战略投资者共同发起、建设具有广电特色的5G网络,实现“全国一网”与5G的融合发展,推动大屏小屏联动、无线与有线对接、卫星与地面协同,全面实施智慧广电战略,显著提升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的承载能力和内容支撑能力。专业的媒体机构和几十年来的积累,也让广播电视目前拥有海量的节目,这是任何新媒体组织或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因此,要有力促进各级广播电视台网深度融合发展,发挥海量内容优势,向移动化、全媒体传播转型升级。推动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输接入、终端服务、安全监管等实现智能化战略转型,才能让广播电视业摆脱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

  其三,电视是一种处于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家用媒介。中国的电视从业者从实践经验中便体悟到电视的家用属性:家庭的结构、功能与这个小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家庭中特有的经济行为、情感交流、教育活动、休闲活动等不同的习惯,都与电视媒体密切相关。电视的家用媒介特性,与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家庭有关,媒介与社会息息相关。比如,孙玉胜就观察到,三代、四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解体和小型化家庭的出现,“这种结构的变化必然使电视的观众分化”③。只要家庭形式仍未解体,电视仍可大有作为,但所作所为要基于对当前家庭结构变化的敏锐洞察。这方面,媒介化理论提出的媒介的驯服或家用化理论(domestication)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个人可以利用技术本身的客观属性,从而合理地利用技术满足自身的私人目的,而且在这种使用过程中,由于技术对人机能的拓展,也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公共空间活动之中。驯服理论之源起是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其正式提出也是基于电视等媒介技术如何进入家庭生活④。照搬和套用当然不可取,但媒介化理论可以为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的实践提供启迪。

  广播电视业融合进智能媒体的版图,从过往经验来看,这一媒介本身不会销声匿迹,而是会逐渐发散出带有古典和精英意味的光晕。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从业者会将已有的经验,带向新的传播实践。

  注释:

  ①《中国有线电视行业季度发展报告》[J],《有线电视技术》,2019年第11期

  ②[美]唐·伊德著,韩连庆译:《技术与生活世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第22页

  ③孙玉胜:《十年》[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第288页、第292页

  ④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

  (秦瑜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鹏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孙书礼: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4月上

编辑: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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